北朝时期，室韦与契丹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室韦族在唐代的地理分布。室韦人主要聚居在嫩江流域、呼伦湖周边、额尔古纳河以及黑龙江上游等地区。其中，大室韦、蒙兀室韦等部族已经向蒙古高原东北部扩展活动，而另一部分则深入草原腹地，分布于土拉河、色楞格河、鄂尔浑河流域。这些被突厥语族人称为“三十姓达怛”或“九姓达怛”的部族，实则是室韦的别称。“达怛”一词最早见于古突厥文碑铭，《史集》认为这是突厥语族对室韦部落的称谓。
根据耿世民先生在《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》中的考证，第二突厥汗国时期，室韦被称作“三十姓达怛”，而回纥汗国则多用“九姓达怛”。不过，部分学者提出，唐代史书中的“三十姓达怛”指的是室韦部族，而“九姓达怛”实际上是指另一突厥族群，两者属于不同部落。从“三十姓达怛”这一称呼可见，室韦部族在当时突厥汗国眼中拥有较大规模。北方民族习惯用特定数字加部族名来指代某一族群集合，比如“九姓铁勒”指九个铁勒部落，“七姓室韦”则指室韦南部的七个部落。《资治通鉴》中记载：“室韦本有二十余部，其近契丹者七姓”，胡注列出岭西部、山北部、黄头部、如者部、婆莴部、讷北部、骆丹部七姓。
展开剩余81%由此，笔者推测，在第二突厥汗国时期，室韦部族因不断与周边游牧民族融合，部族数量或远超新旧《唐书》中记载的二十余部。从回纥汗国时期的古突厥碑铭可见，室韦在回纥建国之前已活跃于蒙古高原东部。葛逻禄酋长大毗伽自称叶护后，其部落强大，八姓乌古斯与九姓达怛均归属于葛逻禄。回纥首领磨延啜继位后，持续与葛逻禄及其属部八姓乌古斯和九姓达怛交战。
《磨延啜碑》记载，回纥在色楞格河一带大败乌古斯与达怛人，随后实施安抚政策，“使他们如旧日般生活”。然而，由于葛逻禄的反击，回纥只获得达怛族中约一半人的臣服。葛勒可汗（即磨延啜，747—759年）遂继续讨伐达怛，碑铭记载：“那年（750年）秋，东征，讨罪九姓鞑靼。”显然，这场战役后，色楞格河地区才被回纥纳入统治版图。根据回纥对达怛的安置，九姓达怛臣服后依然居住在蒙古高原东部的色楞格河周围。至于室韦何时进入鄂尔浑河流域，史料未有具体记录。鄂尔浑河流域则是包括回鹘汗国在内的北方游牧政权核心地区。
部分室韦进入鄂尔浑河地区的最佳时机，可能是在突厥衰落、回纥建国前的漠北战乱时期；另一时期则是九至十世纪，回鹘势力衰退、黠戛斯族退回原居地后，漠北出现权力真空。古突厥碑铭显示，回纥建国前，室韦已活跃于漠北东部，因此第一次迁徙可能是室韦部族中少数群体向西迁移，进入东部草原地区。第二次迁徙则因突厥与回纥相继衰败，漠北权力真空，大批室韦人涌入蒙古高原。总体来看，八世纪中叶部分室韦已在蒙古高原活动，这种部族迁徙多是为了寻找生存空间的主动行为，而非外力强制。历史上游牧民族的迁徙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遭遇强势政权的压迫。
唐朝晚期，社会矛盾激烈，中央无力保护边缘弱小部族。此时漠北强大的回纥汗国被黠戛斯大败，大批族众西迁，黠戛斯仍将注意力放在被击退的回纥上，导致漠北权力真空。契丹势力正盛，频频征讨室韦，部分室韦人被迫继续西迁进入漠北。契丹对室韦黑车子部多次出兵，既因其扩张需求，也因室韦人精通锻造技术，有助于契丹的经济与铜铁工业发展。史料记载：“契丹五骑遇一韈劫子，则皆散走。其国三面皆室韦，一曰室韦，二曰黄头室韦，三曰兽室韦。其地多铜铁金银，其工巧，铜铁器具皆精良，善织毛锦。”可见，契丹对室韦的压迫，是室韦族群迁徙的重要外因。
辽、宋、金时期文献中，“室韦”一词的记载逐渐减少，取而代之的是被后人归为室韦族类的达怛、阻卜及其它名称演变部族，如乌古、于厥、达卢古、萌古（蒙古）等。关于辽代首次见于史册的阻卜是否即唐末五代的达怛，学界研究丰富，多数支持“阻卜即达怛”的观点。辽金两朝时期，因室韦、达怛、阻卜名称频繁变化，史书中未见独立传记，室韦诸部及名称变化部族多以政治、军事或朝贡史事形式出现。
唐末五代，大批室韦向西迁入蒙古高原。至辽金时期，蒙古语族游牧部落遍布阿尔泰山至贝加尔湖，东至大兴安岭，南至阴山一带广袤草原。辽代文献中新兴强大势力阻卜，即《宋史》所称达怛。从《辽史》看，辽代史料中提及“室韦”主要为黑车子部、大、小黄头室韦、突吕不室韦等。然辽朝中后期，室韦记载渐少，“室韦”一词于金初逐步淡出史册。后人认为，辽代蒙古高原活动的达怛、阻卜族群，系室韦后裔或其变迁族群。基于此，学界提出“室韦—达怛”“阻卜即达怛”理论。
当时诸政权对室韦、达怛、阻卜三者关系的认知如何？八世纪中后期，部分室韦已在鄂尔浑河流域活动，古突厥文碑铭中以“三十姓达怛”或“九姓达怛”出现。尽管尚无统一定论，多数学者支持“达怛”为突厥语族对室韦称呼的观点。至十世纪，蒙古高原出现新部族“阻卜”。《辽史》中“阻卜”有多种异译，如“术保”、“术不姑”等，泛指十至十二世纪活跃于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。学界对“阻卜”语意多有讨论，含义涉及“流沙”、“流动”、“高峰突出”等。余大钧认为“阻卜”原意为古蒙古语“原野”、“草原”。冯承钧则认为其可能为契丹语，沈曾植主张蒙古语，方壮猷认为是满语，学界尚未统一。笔者参考前贤学者意见，倾向“阻卜”为蒙古语系或契丹语词汇。
地理上，辽代“阻卜”与唐五代“达怛”地区多有重叠，而达怛自辽朝起渐淡出史料。由此推断，“阻卜”应为十世纪后契丹、室韦等蒙古语部族自称，称号带泛指性，包含诸多北族部落，主体应为唐五代达怛。综合先前研究，十世纪蒙古语已融合突厥、通古斯语族元素，但草原主导权由蒙古语族接替突厥语族，故“阻卜”应为蒙古语族名称。
关于阻卜与达怛关系，学界有三说：一是“阻卜即达怛”，清代高宝铨首提，王国维“鞑靼考”推动此观点成为主流，达怛是室韦迁徙后新称号，阻卜即室韦或其分支。二是“阻卜”为契丹语族对蒙古高原室韦系蒙古语部族的他称。三是“阻卜”为十至十二世纪蒙古高原蒙古语族部族自称。刘浦江质疑第三说，认为未见其他民族语言中此称呼，可能性不大。但根据《室韦传》记载，若“阻卜”为契丹他称，也不排除室韦族群接受后转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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