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南邻》锦里先生乌角巾，园收芋粟不全贫。惯看宾客儿童喜，得食阶除鸟雀驯。秋水才深四五尺，野航恰受两三人。白沙翠竹江村暮，相对柴门月色新。成都西郊，浣花溪畔。公元760年的秋天，饱经战乱漂泊的杜甫终于在这里建起了一座草堂，获得了一段难得的安宁时光。草堂南边住着一位姓朱的隐士，号锦里先生。这位邻居头戴乌角巾，家中有园子种些芋头和板栗，过着朴素却自足的田园生活。在一个秋日，杜甫前往拜访这位“南邻”，共度一日后乘着月色归家。这次寻常的邻里往来，催生了唐诗中一首别具韵味的作品——《南邻》。“锦里先生乌角巾，园收芋栗未全贫。”诗一开篇，杜甫就为我们勾勒出了南邻的形象。这位朱山人戴着“乌角巾”——那是隐士常见的装束，晋代以来隐逸之士常戴这种有棱角的头巾。院子里的芋头和栗子熟了，生活虽不富裕，却也“未全贫”。这“未全贫”三字用得极妙，既如实道出了朱家的经济状况，更透露出一种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。在安史之乱后动荡不安的年代里，这份简单的自足显得尤为珍贵。杜甫一生颠沛流离，见惯了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世间不平，而眼前这位邻居能在朴素生活中找到平衡，让诗人感到由衷的欣赏。“惯看宾客儿童喜，得食阶除鸟雀驯。”走进院子，更动人的画面出现了：孩子们见到客人来了，不但不躲闪，反而欢欢喜喜地迎接。台阶上的鸟雀正啄食着谷物，看到人来也不惊飞。这看似平常的两笔，实则勾勒出一个和谐安宁的小世界。孩子们的态度暗示着朱家常有客人往来，主人必定是热情好客之人；鸟雀的温顺则说明这家人心地仁厚，从不伤害小动物。连鸟儿都如此信任这家人，可见平日里这里充满平和之气。这种家庭氛围，对于饱经战乱之苦的杜甫来说，无疑是一片难得的精神绿洲。“秋水才深四五尺，野航恰受两三人。”随着时间推移，画面转向屋外。天色渐晚，朱山人送杜甫出门。门外是清澈的江水，秋日水浅，不过四五尺深。岸边停着一只小船，小小的船身恰好能容纳两三个人。“野航”二字点出了乡野渡船的自然随性，与官船或商船截然不同。“才深”、“恰受”的用词，透出一种恰到好处的舒适感。水深不过四五尺，不会让人畏惧；小船仅容两三人，亲切而不拥挤。这里没有浩渺烟波，没有巍峨巨舸，却自有一番人间烟火气的温暖。朱山人热情地邀请杜甫一同乘船游览，在这小小的野航上，邻里之情随着江水轻轻荡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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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白沙翠竹江村暮，相送柴门月色新。”天色已暮，江边的白沙滩与翠绿竹林渐渐融入暮色。主客来到柴门外，一轮新月悄然升起，洒下清辉。在这幅天然画卷中，主人与客人相对而立，依依惜别。“白沙”、“翠竹”、“柴门”、“月色”，四个意象简洁却意境全出。银白的沙，青翠的竹，质朴的柴门，皎洁的新月——共同构成了一幅清雅绝尘的江村送别图。这幅画面中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人情与景物完美交融。从“惯看宾客儿童喜”到“相送柴门月色新”，我们不难想象，杜甫在朱家度过了整整一天。主客之间一定有热情的款待，有真诚的交谈，有温馨的场景。然而杜甫的高明之处在于，这些具体过程全部略去不写，只选取了到达时的家庭场景和离别时的江边景色两个画面。《南邻》是由两幅画组成的一首诗。前半篇是“山庄访隐图”，后半篇是“江村送别图”。两幅画面之间，时间的流转自然而不着痕迹。这种结构方式，让人想到王维的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，但杜甫笔下的画面更多了一份质朴的生活气息。在成都草堂时期的杜甫，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带来的国破家亡之痛，目睹过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的凄凉景象。在朋友严武等人的帮助下，他好不容易在浣花溪畔建起草堂，获得暂时的安宁。因此，他对平凡生活中这份邻里情谊的珍视，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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